相对辽朝和西夏的，金朝的史料显得丰富很多，这给笔者的写作带来很大方便。但另一方面，金朝的货币体系复杂程度仅次于赵宋，特别是金灭辽宋进入中原堵塞短短几十年间，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给本人的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不过，好在相对辽西夏，金代的货币及其体系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本人的研究几乎完全建立在这些前辈的研究成果上，现在简要介绍一下：
在建国后，对于金史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张博泉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以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他的《金代经济史略》（1），有专节论及金代的货币制度以及初步总结一些规律性问题。后先生又发表《金代的币制研究》（2），分金代币制的恢复与发展，金代纸币，金代银币，金代货币运动规律与统治者的政策数节，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金史的研究逐渐进入发展壮大的时期，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相继发表。王世莲《辽代女真族的交换贸易活动及货币形态》（3），通过对《金史》中“金初”的具体时代的考证，以及结合女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考古发现，认为在女真建国前已经进入了引用铜钱的时代。穆鸿利《试谈有关金代交钞的几个问题》（4），对金代的交钞进行了研究，认为金代的交钞已经是成熟的纸币。湘生景顺《我国首次发现金“承安宝货”银锭》（5），真正解决了“承安宝货”是什么类型的货币的问题，并为金的银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80年代，乔幼梅教授发表两篇重量级论文，一篇为《宋金在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6），认为金朝使用种种手段吸引南宋铜钱，以缓解自己的钱荒，而南宋也采取种种手段试图阻止铜钱流向金朝。此论一出，学界大多表示赞同，一直到21世纪后才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
另一篇为《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7），对金的铜钱银币纸币进行深入研究，并将金代货币制度的历史分为从物物交易到货币交易阶段，以钱为主钱钞并用的阶段，金代货币制度的混乱和崩溃三个阶段，一些论点相当精辟，不过里面也有一些小错误，比如将大安三年以交钞八十四车为军赏理解为向蒙古赔款，论述承安宝货为银币，但是其中一处又提及为铜钱。当然，这些小错误是瑕不掩瑜的。此外，还有梁淑琴《论金代的货币经济》（8）论及金代的货币经济，并提出了对金代“三合同交钞”的看法。王禹浪《金代黑龙江地区的货币制度》（9），以地域为中心来研究金代货币及其制度和流通环境。刘森《宋金纸币史》（10），对金代的纸币进行全面的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李锡厚《辽金西夏史》（11），周峰《完颜亮评传》（12）《金章宗传》（13），亦有相当篇幅研究金代货币制度和货币经济。宋史学者汪圣铎先生的大作《两宋货币史》（14）。虽然是研究宋代的货币，但是在宋代货币流通的外部环境中联系宋代情况对金代货币进行了探讨，认为金代的铸钱成本高和钱荒问题颇似宋朝，并针对乔幼梅先生的宋金争夺铜币说提出质疑，通过详细的史料论证，认为铜钱流向主要反映货币由流通量充足地区向流通量不足地区，由购买力低的地区向购买力高的地区的正常流动，主要是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并非宋金两国有意争夺的结果。本人看到的最新的研究书目是《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15），其中金史食货志的校注由韩世明先生完成。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本人阅读到的专著和论文，以及一些某阶段辽金史研究总结性论文中介绍的，还有阅读的文章中提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的。与金代货币研究论文的真实数字肯定有不小的距离。至于金代货币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如女真族与汉族，中原与东北的经济联系。像诸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不分“界分”的纸币，第一次发行全国流通性纸币，第一次铸造流通法定的银币，这些众多的“第一”为什么不出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南宋，而出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金代？这些可谓是金代货币研究长盛不衰的课题，一直为众多学者所瞩目。举一个例子，网络上研究金代的帖子本来就很少，但是用搜索系统竟然能搜出一篇小隐论坛的《对于金代货币史的几点思考》，也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研究之热。（一）从“以物易物”到“借钱异代”
女真是东北一个古老的民族，不过长期“默默无闻”。辽朝灭渤海后，将大批渤海人民迁徙到辽的统治区，而对于渤海故地采取消极经略的政策。渤海的灭亡及辽朝控制的相对空白，给了女真人发展壮大的足够空间，虽然相对周边诸族仍处于落后状态，但也不可说是原地踏步，从原来单一的渔猎经济，发展到以渔猎为主，兼营畜牧业和农业。并且在农业经济中，诸如牛耕和铁器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工具业已出现。在生产得到长足发展后，女真人的交换也多了起来。一种是女真诸部之间的交换。“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16）。
另一种是与邻近民族之间的交换，主要以辽朝为主，比如著名的宁江州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腊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17）此外还有与北宋和高丽的贸易。不过仍然是以物物交换为主，直到金建国后十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源内地，发现“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东，散处原隰间尽女真人，更无别族，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18）表明铜钱没有成为女真人的主流货币。不过在承认铜钱在这一时期不是主要货币的同时，也要承认“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生就是金银”的这句名言是适用于本时期的女真社会的。
金皇室的祖先函普在其为调解诸部相杀所立的条教中，约定“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19），在当时血亲复仇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而赔偿内容中有黄金，说明黄金在当时女真社会作为财物已相当普遍。前述女真与辽朝交易用“生金”亦可为旁证。高丽定宗三年九月，东女真向高丽献马，“王御天德殿阅马为三等，评定其价。马一等银柱子一事，锦绢各一匹；二等银钵一事，锦绢各一匹；三等锦绢各一匹。”（20），也可说明贸易中白银作为交换媒介物之情景。
总的说来，女真社会的交换以以物易物为主。且金银作为货币性质的交换媒介物的现象很突出。在这个条件下，本人不大同意王世莲先生关于女真建国前已经进入了引用铜钱的时代的说法，因为如果铜钱在女真的商品交换成气候的条件下，对于金的上层不会不有所反映，而他们在对辽朝和宋朝的战争中，对掠取金银比掠取铜钱兴趣要浓厚的多。（详见金代银币一节），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本人颇同意汪圣铎先生关对贵金属货币一定比贱金属货币先进的质疑，他指出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的商品交换金银使用都比宋的广泛，总不能说当时的少数民族比宋朝先进吧。女真社会的发展也印证了汪先生的观点。
金朝建立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外战争，占领了原辽和北宋的广大地区，但这些地区与金朝内地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且货币经济都发展到了一定水平。金人尽管能用武力强制推行一些“国俗”，但是在货币的问题上施行和金源内地相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把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拉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是多么的天方夜谈。就是以金源内地的金银为媒介物进行交换推行到占领区亦不可能。汪圣铎先生的《两宋货币史》谈到宋代货币运行特点之一就是“金银重新回到流通领域”，他考证，宋代的金银并未具备货币的五种职能，甚至长时间内不是合格的货币，并非可以随时随地直接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此条件下，强制推行金银取代铜钱也是行不通的。既然两条路都行不通，金朝就只能顺应广大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维持铜钱的继续流通，让金源内地向原辽宋占领区看齐而不是相反。《金史》已经指出“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21），就说明了这一情况。人们都熟悉后人关于金初“借才异代”的说法，这个现象不妨称之为“借钱异代”。
在研究宋钱在金朝流通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金代交钞的发行背景，并认为和政治有关，而不是和河南路自身的经济实力有关，并指出金前期实行“实北虚南”的政策，并认为到底实施到了什么程度现在还难以回答。由于笔者对金朝末期的历史兴趣很浓厚，并有一阵子在探讨金朝后期迁都河南的问题。通过一些粗浅研究，发现了金朝的河南路除了交钞的“特殊化”背景外，还有一些与金朝其他地份特别是腹地的不同。作为这个浅薄研究的附属品，发在这里供大家共享，并希望大家进行批评和指正。金代河南路之特殊地位，共有这么几点：
（一）人口。河南路的人口长时间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北宋建都鼎盛时期可谓是一落千丈。根据《宋史》《金史》以及刘浦江先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年第2期，收入《辽金史论》），以及吴松弟先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夏金元时期对比后发现。在金朝人口的鼎盛的泰和八年时，在金朝原北宋区域内，除河南路外所有路的政府统计数字都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政府统计数字的最高值，只有河南路是个例外。一些与宋境接壤地区更是荒凉，如唐州连户数竟然只有北宋鼎盛时期4%。人口数量的持续低下必然导致经济文化的迟滞和落后。比如金代进士中，河南路的比例大不如河北、河东、山东、中都等路。金朝的修建的庙学中，河南路也相对少，南迁后才有所改观。至于河南的荒凉，宋人多有描述，如“淮北荒凉特甚，灵壁两岸多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然河南之地极目荒芜，荡然无可守之地，得之亦难于坚凝也。”[宋]楼钥《北行日录》。南京（开封）“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肆，皆苟活而已。”[宋]范成大《揽辔录》“人烟极凋残”[宋]周煇《北辕录》等，以至于区别“荒凉”与“繁华”的相州，汤阴等为宋使北京哪有治白癜风的医院招聘微博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