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道医家张觉人先生

张觉人老师学术思想介绍

先父张觉人(2~11),字梦禅,四川广安县人,4岁发蒙,入私塾5年,9岁时先祖父患肺痨病逝,因家贫而辍学放牧,13岁先祖母去世,遂随伯父张义泰学医,继拜倪静庵先生为师。

倪系当地名医,精研岐黄,以内、外、妇科见长。在倪师教诲下,先父精思穷究,博参医籍,历时数年,医术遂有根底。

我国医家有一流派叫“丹道医家”,又称“丹医”。此类人物多是道家,他们专用丹药治病,不索取报酬,且大多隐姓埋名,浪迹江湖,行踪秘密,故许多中医尚不知有此流派。

倪师早年曾向一些丹医求教丹药奥秘,对丹道也颇有研究,临床治病常用丹药收功。先父从师数年中,亲眼目睹倪师运用丹药治病之效力,遂酷爱此道,潜心研究。倪师曾对先父言,丹道医家因过于保守,授徒不多,几乎已成绝迹。此道向有南北两派,北派没有接触不甚了解,而知南派中现已仅存贵州廖复阳一人矣。

先父为探求这一济世活人之良术,于年只身一人,步行一千余里,到贵州平越福泉山高真观,拜道士廖复阳为师,求学丹道秘方。廖师鉴于先父千里求师之诚心,遂破例收为门徒,悉心传授以丹医秘药“玄门四大丹”,并赠丹医方书《青囊秘录》一册。

辛亥革命后,先父回到四川,投身戎伍,后见杀戮之惨,而谋遁世之心,曾一度削发为僧于峨眉山,后思佛家度人,终属空谈,莫如医药救人为实,乃毅然下山,先后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悬壶行医,以善治肺痨瘰疬、流痰著称,享行“虚劳专家”之名。

解放后,先后在成都市卫生局中医科、医院工作,年调成都中医学校任教。

先父致力于中医临床教学工作70余年,在中医外科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对丹药的研究尤具心得。此外,在药物、方剂、气功、养生等方面亦有较深的研究。著有《外科十三方考》(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五禽气功》(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中医学校内部教材《外科学讲义》、《方剂学讲义》、《本草学讲义》,并在上海、江苏、广州、浙江等医刊上发表医学论文20余篇。遗留有《马钱子的临床运用》、《灵药秘方注释》、《临床经验选》等手稿数十万言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继承,现将先父的学术思想总结介绍如下。

一、重视基础理论,讲究读书方法

先父通晓中医经典著作,精研中医外科名篇,主张学习外科必须先学好内科,他说:“中医外科与内科同出一理。外症虽有肿痛痒脓,然温清消补之法,与内科无异,断不可厚此薄彼,习外而弃内,只仗刀针膏丹而不遣方药。”他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提倡刻苦读书以通达理论。

中医书籍浩如烟海,与医学有关的资料更是难以胜数。先父认为,读书应讲究方法,他曾教曰:学内科应从伤寒起步,伤寒注家几百种,可先以柯琴的《伤寒来苏集》、陆渊雷氏的《伤寒今释》为蓝本,外科则以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为蓝本,先将这几本书读熟,再博览群书,寻源溯流,上寻内经灵素,难经千金,探究理论之源,下涉历代各家学派,取诸家之长,丰富自己。

先父提倡读书要手读,即抄书,他认为看一遍书不如读一遍书,读一遍书不如抄一遍书,手读能加深记忆。虽家藏众多书籍,但他对书中某些精彩之说或效验之方,皆手抄一遍,另置案头,随时翻阅。晚年虽年岁已高,而读书劲头不减当年,凡医刊、报章,有益则必录。

二、重视实践,勇于探索

治学谨严,一丝不苟先父除重视理论学习外,更重视临床实践,他曾说:“学医务必做到三多,即多读、多想、多做,其中尤以多做最为重要。古人说的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反对单纯的为理而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不经过实践的理论是经不起敲打的,而只从书本得到的知识不经过实践的验证,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因此,他读书虽多,从不迷信书本,对书中介绍的各种治疗经验和方药,大多亲手制作,并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观察疗效,加以检验,凡有疑问之处,则亲身尝试,辨别真伪。

例如,本草书籍上载有“十八反”之说,但历代方书中又有甘草与昆布、海藻同用,乌附与半夏、瓜蒌配伍的记载。为考查“十八反”之真伪,先父将药物按十八反的原则配伍,分别煎汤,并一一亲口尝服(服用后,他认为十八反之说不甚确实)。

年,中医学校、医院、医院、市工人疗养院联合开展对祖国医学的汽浴疗法的研究,委托先父整理学术报告,为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顾自己70岁高龄,亲身参加试验,体会汽浴的作用。

又如,在研究中药麻醉剂的作用时,为了解曼陀罗花的作用,他不顾危险,将曼陀罗花全草一株煎服以体验药效。类似事例非常多。

先父在对待学术问题上,一丝不苟,极为严谨,每个问题都要反复研究,字字推敲,一事一论,都要亲自精细考查,证之以理。

他在撰写《中国炼丹术与丹药》一书时,曾向北京、重庆、武汉及成都中医学院等地的同道好友求教,查证资料,征询意见。历时十余年,数易其稿。年该书出版,他审阅之后,感删裁不当,谬误较多,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亲自整理修订,直至病逝前夕,尚伏案编著修订本。先父这种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深受中医同道的赞叹。

三、临症用药别开生面,胆识过人

先父临症最善于运用丹药,尤其对炉火制炼丹药更是得心应手,精思妙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说:“中医的丹药多用水银、朱砂、白矾、硝石等矿物药材,经炉火制炼,使其发生化学变化而制成,它类似现代的化学药品,作用广泛,力量强大,治病范围广,远非一般草木之品所能比拟,运用得当,确有枪响鸟落之效。”丹药的使用历来是外用者多,内服者少,先父不仅用丹药外治,更多的是以丹药内服,治疗奇疴顽症。如家母早年因妊娠而呕吐,水米不进,中西药物皆不能止,先父用水银、硫黄制成“丹砂”,以米汤送服,一剂即止。其止呕之效验如神,而又不伤胎孕。又如,先父遗稿《临床经验选》中记有这样一病案:一18岁少年面部生疔,瘙痒,抓破后半日许,头面肿大如瓜,神识昏迷,乃以馒头包裹陈年白降丹(即放置10年以上的白降丹)3粒服之,仅2小时即神识清爽。虽然此案叙说简略,亦可见先父用药之别致。

先父除善用丹药外,又喜用毒药治病。他曾说:“药以毒治病,大毒治大病,小毒治小病,无毒不治病。”他临症喜用马钱子、蜈蚣、砒石、雄黄等毒品。对这些毒药的炮制和服用量,他均曾亲身操作,亲口尝试过,故能在临症时胸有定见,运用自如。

先父临症用药喜用大剂量,他曾说:“痈疽之症,皆属有毒,非量大力专而不能除。”他曾治一患肾囊风的病人,患者阴囊皮肤增厚,瘙痒不止。以麻黄附子细辛汤3剂收效,药味虽简单,但用量却大得惊人:麻黄4两,细辛1两,附片半斤。他曾教曰:“此证因寒湿困扰阴器而成,麻黄、细辛能宣通脉络,疏达关节,行孔窍而直达肌肤,用细辛直入少阴,以麻黄开鬼门,逐寒湿,病在阴位,非重用阳药不可,故再以附子助阳。麻黄用量虽大,然无桂枝配合,断无汗出亡阳之理。”他认为治外症若轻描淡写,则无济于事,只要辨证精当,用药准确,量大而力专,收效则甚速。

四、博采众长,无门户之见

先父善从前辈医家的经验中,吸取精华,融冶自己的学识。他认为,中医学浩博如烟海,中医界内学派众多,内容广泛,然各有特点,对各家学说,务必综合归纳,分析对比,取各家之长,丰富自己的技艺。只有摒却门户之见方能窥中医学之全豹。他对前贤的经验及方药,凡属临床有效者,皆取而用之,并能集各家之长为己见。例如治破伤风症的玉真散,它来源于宋朝许叔微的《本事方》,许方由南虽、防风二味组成。明代陈实功在许方的基础上增加白芷、天麻、羌活、白附子4药以加强熄风止痉的作用,后世医籍如《医家金鉴》、《外科大成》等也多采用陈氏之方。先父早年治破伤风也常用陈氏方,后见明·龚信《古今医鉴》中有治破伤风症的脱凡散,只用蝉衣一味。又见余无言《金匮要略新义》中也有用蝉衣治破伤风之说,遂查阅方书,知蝉衣有止痉作用,乃将两方合用,即在陈氏玉真散方中,每料加入蝉衣90克,内服外敷,获效非浅。又如贵州廖复阳老师传授的丹道秘药——青龙丸,由马钱子、穿山甲、僵蚕3味药组成,用治瘰疬、流痰。《外科全生集》载有治手足不仁,风寒湿痹的祛风逐湿散,系由马钱子、穿山甲和附片组成。先父思忖,瘰疬、流痰皆属外科之阴症,附子能逐寒湿而回阳,行十二经走而不守。两方差别仅僵蚕、附片的不同,遂将两方合用,在青龙丸中加入附子一味,用治瘰疬流痰,功效甚宏。先父除好读书求教古人外,也向同道朋友学习。他经常和朋友在一起研究问题,切磋技艺,若因工作关系,各在一方者,也常鸿雁往来,交流学习心得。他对别人一方一药的经验均不放过,即使是简单的民间验方,也从不轻视。重庆陈源生老师系先父好友,来蓉讲述使用葎草的经验,先父闻听后即用于临床,果然获效,甚是欣慰,特著《葎草谈》一文以记之。

先父在中西医问题上,一向主张汇通中西,他认为中西医之间应该互相学习,相互交流,逐断沟通。他曾说:“中医界内不能有门户之争,中西医之间也不应相互抵牾,中西医各有特点,中医应当吸取西医的特长为己所用,使中医学术发扬而光大。”他从不排斥使用西药和现代的诊疗手段,在他的诊所里,就设有无线电诊疗机,日本化学吸入蒸疗器,他使用西药锌氧粉、碘片、硼酸、醋酸,也采用酒精消毒,总之是唯善是从,择效而用。他在临床上还小有一些创见,如治舌体溃疡,中药锡类散、冰硼散等皆为良药,但药末吹在舌上,由于唾液的冲洗,很快就脱落掉,而舌体上又不能敷贴胶布或膏药,先父将酒精与松香配合,使松香溶于酒精之中,用喷枪将溶液喷在舌上,舌面上很快就生出一层薄膜,它能防止唾液冲洗,保护药粉,又无毒性。先父将此药命曰“人造皮肤”,记录在《外科十三方考》中,公之于世,其他如用硝酸制升丹,以升汞做灸药等,事例众多,不胜枚举。

五、矢志中医事业,为之奋斗一生

先父自13岁学医以来,运用中医中药治愈了不少病症,通过实践,他认识到中医中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理论,有极其可靠的治疗方药。他曾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使之发扬光大。”他立志献身中医事业,曾拟“识得真吾成大觉,好凭仁术度痨人”之句,以表其志。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年,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废止旧医”的提案,妄图消灭中医。全国中医闻此消息,群情震愤。先父和全国中医同道一样,义愤填膺,他团结组织一些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积极从事救亡活动。同年3月,上海中医界发出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号召,先父被推选为四川省代表,赴沪参加大会,并被选为大会督导委员。他一面四处奔走,呼吁请愿,一面创办刊物,宣传中医。他曾和任应秋、文琢之、余律笙、周复生等创办了《医声通讯》、《华西医药杂志》、《医学导报》等刊物,介绍当时中医各家的学术经验,报道各地中医活动消息,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挽救和促进作用。

解放后,中医事业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得到了空前发展,先父对此大好形势,深感鼓舞,干劲十足,只要一谈起中医前途,总是笑口常开,信心百倍。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年,他由医院调成都中医学校,当时学校尚在初创之中,先父与其他同事一起,积极组织编写教材,拟定教学大纲,又亲自担任中药、方剂、外科、按摩等课程的讲课任务,并抓紧时间,撰写医学著作,为繁荣中医事业,发展中医学术作出了贡献。

兹以拙劣文笔,追怀先父的治学经验,鞭策自己,勤奋刻苦,努力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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