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阶层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文章系统梳理了乡绅阶层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安全阀到逐渐劣化、武化直至消亡的功能转换过程，发现儒家意识形态的伦理机制与官吏绅民互动制衡的结构机制是乡绅基层整合功能得以有效实现的基础。但在帝国控制力弱化及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儒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张力丧失使得“绅权”的生成与制约机制失衡，不能有效转化为民众认可的权威，进而造成其基层整合功能的蜕化。这一结论对探寻当今基层社会整合及治理秩序维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制衡机制转换逻辑

陈丽君，管理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宇（通讯作者），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级博士生

陈丽君教授

对于一个一统体制的超大规模农业国家来说，如何将国家权力有效地渗透到乡土社会，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在漫长的帝制时期，帝国统治者曾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机制来解决此难题，那就是利用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来实现帝国上（官僚机构）、中（乡绅自治体系）、下（宗法家族组织）三个层次的整合。其中，儒家意识形态为上述三个层次的权威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官于朝，绅于乡”的乡绅则成为联通上下、实现社会整合的主要组织力量。然而，近代以来，当乡绅权力在帝国控制力降低及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逐步扩张时，其基层整合功能却逐步弱化，渐渐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安全阀蜕变为乡村社会的支配者，直至消亡。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悖论性的现象？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背后的制度逻辑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寻有利于从历史层面解锁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整合及其治理秩序维系的密码。

03·30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研究

针对乡绅的基层整合功能，早期研究主要立足于韦伯的“官治能力受限论”，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理论预设下，强调乡绅作为官僚制补充的角色与功能。后继学者则从绅士阶层的角色性质角度出发，强调绅士阶层的整合功能发挥受制于其阶层属性，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绅士作为士大夫和地域社会共同体一员，其治理正当性的社会授权来源。因此，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为对中国社会构造的研究应该超越经济支配从属关系论的现代史观，而从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精神结合方式，即共同体角度来把握。只有以超越私利而殉公义为自己使命的士大夫，其作为农民管理者的身份才能正当化。

然而，伴随晚清帝国的衰落，各类地方精英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开始发挥支配性的作用，士绅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以及嬗蛻，传统士绅研究所秉承的士绅同质性、整合性、保守性假设遭到怀疑。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士绅研究范式逐步让位于地方精英研究范式。针对乡绅群体的这一功能嬗变现象，学者们主要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域下，或从国家与地方精英力量消长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实体治理”等概念来探讨地方精英与官方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协调合作，或强调地方军事化与国家政权建设所引发的地方精英权力扩张及其权威基础变迁对乡绅整合功能发挥的影响，为理解乡绅的基层整合功能及其演变提供了深刻洞见。

不过，“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