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传统的比较社会学研究认为，澳大利亚的工作质量和照料服务不如瑞典。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由政府资助的老年人居家照护服务业，相比于瑞典工人，澳大利亚工人认为他们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工作场所压力更小、工作负担更轻，也更能兼顾他们对家庭和社区责任。本期推荐年发表于Work,EmploymentandSociety上的“HowInstitutionsMatterforJobCharacteristics,QualityandExperiences:AComparisonofHomeCareWorkforOlderPeopleinAustraliaandSweden”一文。研究鉴于比较制度主义理论和照料研究，分析两国照料体系的结构和动态，以及NORDCARE项目分别在瑞典（年，N=）和澳大利亚（年，N=）针对居家照料工人的调查发现。两国在工作及工作条件上的差异，可以由国家制度与高度性别化的行业的动态交互作用来解释。

这是社论前沿第S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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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居家照料是进行跨国比较研究的有趣案例。它既是一种工作形式，也是一种福利服务，并直接受雇佣和福利制度的影响。这两类制度均与性别密切相关：在雇佣领域，它是低报酬、高度女性化的工作；在福利领域，它部分替代了原本由女性承担的无偿的家庭照料。

针对某一特定工作的研究，往往要纳入制度主义视角，考虑一国的具体制度安排。在经济和雇佣体制的比较模型中，澳大利亚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体，而瑞典被视为协调市场经济体。在工作和福利安排的模型中，澳大利亚被视为自由福利体制，而瑞典被视为社会民主福利体制。一致的研究发现是，北欧国家的工作质量要普遍高于英语国家。与自由福利体制相比，普世化的社会民主体制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更高，不平等程度更低。北欧国家较高的工作质量是由强大的职业培训、雇佣保障和广泛的福利支持导致的；而自由主义国家对自由市场的依赖则阻碍了福利支持的发展，降低了工作质量，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

老年人居家照料作为一种照料工作，包含重要的关系维度和实践维度，服务质量取决于工人与受照料者建立照料关系的能力。此外，良好的照料关系还与工作质量有关，包括工作组织和雇佣条件。居家照料还是一种福利服务，包含在一国的社会照料体系内。因此，居家照料受不同体制的影响，涉及福利国家制度和目标、结构、发展水平、照料体系变迁轨迹。普遍的趋势包括，从机构照料转为居家照料，预算紧缩，越来越依赖市场机制来协调照料体系。政策变迁对工作和雇佣条件的影响表现为市场化的政策取向，出现了新公共管理。它涉及时间和任务的工作重组，或是居家照料工作的“泰勒化”。新公共管理已经导致多个国家居家照料工作和服务质量下降。

两种制度结构：照料体系的结构反映了它们在不同福利体制中的嵌入性。瑞典正式照料体系的规模要大于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相比，瑞典在照料服务上的公共支出要高出三倍有余，长期照护劳动力的规模是两倍之多。这一模式与福利体制与性别化雇佣有关：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公共服务的高水平供给，以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高参与率，表现为强大的福利服务体系。相较而言，澳大利亚对于老年人的照料责任，更多由家庭承担。

支出与服务覆盖趋势：两国的发展图景完全不同。瑞典老年照料服务的人均公共支出自年代增长，年出现了下降。相反，澳大利亚老年照料服务的实际人均公共开支却开始增长。瑞典服务覆盖面持续下降的同时，澳大利亚却开始出现缓慢增长。目前，澳大利亚的服务覆盖面已超过瑞典，但瑞典的公共支出仍然要明显高于澳大利亚，这与服务强度的差异有关。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用户仅获得低程度照料；相反，瑞典的居家照料服务在低、中、高不同程度的分布较为均匀，高强度服务的平均时长要远高于澳大利亚。

服务组织及新公共管理的差异化影响：两国制度安排的差异，尤其是抱负和照料体系的发展水平，造成了瑞典工人更高的期待。然而，发展动态使局面复杂化。在瑞典，理性化的压力（预算约束导致服务更加目标导向、标准化、碎片化；新公共管理进一步增强了照料的“产品”性质，要求提高需求评估的准确性，工作任务不断分解，分配标准化的时间框架）可能会使工人的条件恶化；而在澳大利亚，尽管正式照料体系在历史上并不发达，但近年来抱负和资源的增长可能会使工人的状况有所改观。

研究基于NODCARE项目的调查数据，对澳大利亚和瑞典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料的护工子样本（澳大利亚：n=；瑞典：n=）进行了比较研究，涉及工作内容、雇佣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对工作各个方面的评价。

工人特征与工作条件：两国的相似之处在于，居家照料都是由女性绝对主导的行业。差异之处在于：（1）与澳大利亚相比，瑞典的居家照护工人要更年轻，从业时间明显更长。（2）瑞典的基本雇佣条件要好于澳大利亚。瑞典工人更可能从事全职工作，短期兼职工作时间和不安全工作的比率都更低，对工作时间感到满意。（3）与此同时，瑞典的工作安排和工作-生活的平衡却更为糟糕。与澳大利亚相比，瑞典工人更有可能在周末、傍晚和夜晚一个人工作。他们更不可能认为工作时间能“非常好”地匹配他们对家庭、社区的责任。

工作任务：居家照料服务涉及一系列私人照料（“身体工作”）、家务工作和社会支持。两国存在较大差异：（1）更多的瑞典工人需要完成医疗任务，不仅有更多身体工作，耗费体力，对工作的专业性也提出更高要求。（2）澳大利亚工人则更多集中于照料的社会层面和清洁工作。（3）瑞典高强度的居家照料服务，意味着那些需要大量护理的人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护理时间，包括私人照料。近几十年来的合理化趋势挤压了瑞典居家照料中的社会支持部分。

工人评价：两国的居家照料工作都非常费神，但更多瑞典工人报告他们有太多事情要做，以至于无法完成，给身心带来极大负担。他们已经意识到瑞典居家照护行业的改革使工作条件不断恶化，越来越不太可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在工作中更加力不从心。他们一方面要完成更多工作任务，同时还要面对工作场所人手不足、工作条件恶化、无法满足的客户需求，并感受到客户无法获得充分的照料。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支持了比较制度理论。在瑞典和澳大利亚居家照料的国家-行业模型中，加入动态的、时空-历史维度，从而解释了工人在工作评价中原本令人困惑的差异。此外，行业资源的客观趋势，以及对这些趋势的主观反应（以及他们与国家政治规范的关系），对于理解这些发现也非常重要。瑞典工人是在撕裂的语境下工作的，国家在形式上担负着照料老年人的所有责任，却没有履行诺言；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国家责任的正式承诺，工人被期望承担的照料责任只是支持自己的家庭。因此，即使澳大利亚工人对工作的投入更少，而且实际上与瑞典工人相比可能更无法达到服务需求，但是他们达到了政治话语和体制的预期，而瑞典工人却无法实现这一点。

由比较制度社会学发展起来的类型学，从横向比较的结构视角，对于理解国际差异仍然极具启发性。首先，国家制度结构在许多关键层面影响着工作质量。鉴于澳大利亚自由市场的制度安排，出现了短工时、非自愿的兼职工作，以及较低的相对工资；而瑞典在社会民主制度下，有着更好的基本雇佣条件和工作机会。在居家照料的服务供给方面，国家制度结构也非常重要。澳大利亚的服务强度要比瑞典小得多，这与其各自的自由体制和社会民主体制是相应的。

文献来源：Meagher,G.,Szebehely,M.,Mears,J.().HowInstitutionsMatterforJobCharacteristics,QualityandExperiences:AComparisonofHomeCareWorkforOlderPeopleinAustraliaandSweden.Work，EmploymentandSociety，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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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yue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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