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30日，我的外公出生在贵池县南部山区一个叫峡川的小山村，由于家境清贫，十三岁才进私墪读书。学习期间，他特别刻苦，为此还闹了笑话。一个寒冷的冬夜，有个学童起来小解，经过外公的房间，惊叫起来，说外公房间有一个长着尖角的鬼。大家起床一看，原来因为夜深天冷，外公只好裹着被子坐在床上读书，煤油灯的灯光把外公的影子投在窗户上，让学童误以为看到了鬼。由于他读书认真，成绩优秀，深得先生的好评。可是家境实在困难，身为长子的他只读了三年半私墪就不得不辍学谋生，养家糊口。十七岁他便开始做私塾先生，先后在潘桥、清溪、桃坡和贵池城里等多处教书，历时十年。
一九四一年，他弃文从政，在桃坡乡当乡长。当时四处都在抓壮丁充军，外公就和曾祖母经常在家里的阁楼上铺上稻草，让村里的青年人晚上躲进阁楼睡觉，再把梯子挪开，让他们早上才回家。抓壮丁的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乡长家会藏有躲壮丁的。由于经常这样做，没有办法完成抓壮丁的名额，外公只好卖了家里六担稻子打点，才算交了差。
在梅村当乡长的时候，新四军已秘密在山里开展了革命活动。一天，经常在梅村一带活动的地下党陈晓德被抓了起来，关在一个山洞里。第二天天还没亮，外公就带着四个家丁上了山，对看守的说：上面要提审这个“共匪”。看守不假思索就把人交给外公带走了。走到一座小桥上时，天才蒙蒙亮，那“共匪”突然挣脱了向桥下逃去，并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外公这才鸣枪追寻，并大声责怪家丁没看好人犯。由于无法向上交差，外公只好拿出自己的积蓄打点，才将这事了结。
一九四六年，外公调到殷汇当镇长。当时国民党政府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但他出污泥而不染，严格自律，为官多年依旧两袖清风，家徒四壁。解放土改时，外公家的成份是贫农。他关心百姓疾苦，每次到镇上收租税时，自己穿着长衫，不佩枪，也不让家丁带枪。那时候，税收按人摊派，但每次经过穷苦人家门口时，他都催促家丁快步走过，不收他们的税。在此期间，他不派壮丁，不摊伕子，做了不少利于当地百姓的事。一天，跟随他多年的一个叫金瑞兰的文书被怀疑为共产党，遭到逮捕，外公用微薄的收入和全家人的性命担保，硬是想方设法救出了这位中共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旧政府的一些乡长、保长甚至土豪劣绅，只要有欺压百姓的恶霸行为，都被镇压。当时，被外公营救的地下党陈晓德同志，已经在省里任职，他作证说：他被抓的那天深夜，在被押往县上的半路上，有人递了一把匕首给他，他当即割断绑在身上的绳索，这才得以逃脱。原来这是外公精心策划的营救方案。人民政府经过大量的调查，并派人到省政府核实，认为外公营救过多名地下党员，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决定将他无罪释放。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不时有被外公营救过的地下党子女去看望他。
解放后，外公一边耕地务农，一边拜师学医。镇上一位老中医看已是三十六岁的外公还这么虚心求教，潜心学习，就把家里一箱药书全给了外公。外公将这些书背回家，如获至宝。他将那些已翻烂了的药书用纸补好，夜里将药书上的草药图画下来，白天再上山辩认采摘。他描绘人体经脉图，在自己身上实践摸索。渐渐地，村里的乡亲有点头疼脑热就来找他开方子，回去熬药吃吃就好了。随着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周边的人都来找他看病，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通过多年的努力，外公终成一方名医。
一九五八年，外公进入集体医疗单位工作，先是在乡农村合作卫生所，后又调到镇卫生院。工作期间，他认真负责，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都出诊，翻山越岭，涉水过河，随叫随到。由于乡下医务人员极度缺少，有时连打针的都没有，外公又自学西医，给病人肌肉注射，静脉注射，中西结合诊断治疗。行医八年，外公足迹踏遍了乡村山山水水，解除了许多病人的痛苦，受到当地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外公家庭成份被定成为“漏划地主”。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单位没给任何结论就将外公遣送回乡。回家乡后，外公白天下地做农活，空闲的时候依旧给人看病，由于十里八乡找他看病的人太多，村里就安排他在家里给人看病，比照干农活记工分。
外公运用中医理论结合实践经验辨症施治，对常见病和多发病有独特的方法，一般肾炎病人一点都不能吃盐，但外公根据自己摸索总结的经验，给病人配药时，叮嘱病人每天要适当地吃点盐配合治疗，效果更好些。外公对慢性肝炎、脂肪肝、不孕不育症、癫痫以及偏头痛有着独到的经验，疗效显著。
每天一大早，外公第一个起床，烧水泡大壶茶，并把地扫得一尘不染。一年到头，外公家桌子上必定有两个装满了茶点的盘子，一盘是腌好的生姜，还有一盘是酱好的萝卜，这是外公专门为远道而来的病人准备的，外公说，来看病的人要么是做车来的，要么是走来的，或是被人抬来的，都经过长途颠簸，胃里会不舒服，吃点生姜、萝卜缓解呕吐感。冬天，他一早就起床生个大火盆，并装个大热水袋暧手。他说，病人来时把他当作救命神仙，到了他这儿如果能暧和一点就像到了家。用暧和的手号脉，病人紧张的心情会放松许多，再对症下药，让他们带着希望回去治疗，就会好的快些。由于外公视病人如亲人，有时不免怠慢了家里人，他们说外公是九华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
外公给病人看病开药方，有些中药是有剧毒的，每次开这些药方，他都叫大舅到镇上药房去配药，并把配好的药拿回来一一辨认。记得有一年的寒假，我在外公家玩，那天是正月初七的下午，来了一个病人，说早上在田里转了一圈回家后，脸就发麻，一边眼睛闭不上，外公一看，说是中了风邪患了痹症，用西医说是面瘫，他马上开药方并吩咐大舅去药房配药。病人说让我自己去吧，我也要从那条路回家，外公说这不行，这里有两味药，药名、剂量都不一样，一味叫附子的药是用来敷脸的，有毒；还有一味叫白附子是用来调酒喝的，如果弄错了就会要人命。果不其然，大舅配来的药真的让药房配反了。一向谦和的外公这下发了火，写好便条让大舅再跑一趟。村里到镇上往返有六七里的路程，大舅又要跑一趟。那时虽然我还小，可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深刻。
外公家有一个自制大的碳炉，那是用来给病人熬中药做药丸的，一副中药熬成药膏要整晚的时间，这套工序最繁琐，火候和水量要是掌握不好，不是熬焦了就是熬稀了，成不了膏。做药丸要将药研成细粉，再加蜜调和，搓成药丸。所有这些，至始至终都是他一人操作，外公的手指皮也因为做药丸脱了一层又一层。由于外公总是急病人所急，全心为病人解除苦痛，博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和称赞。
一九七八年，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先是将外公的家庭成份改回贫农，后又恢复原职并补发了外公的工资，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外公备受鼓舞。六十九岁时，他医院，继续工作。每天来看病的人特别多，对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医院的工作是繁重的，生活是清苦的。每周六下午，外公要步行四个小时走回家，周日再从家里带上用水浸泡后炒熟的黄豆和一罐咸菜（夏天是腌窝笋），医院。那时我时常用空余时间烧些菜送去，同时帮他洗洗被褥。外公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一生保持着整洁干净的生活习惯。早上起床后，他一定要用床帚扫平床单，他挂的床帐两边的挂钩一定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桌面上的书要分类整齐摆好，地上不能有一根烟头。来的病人再多，他都会耐心听病人讲述病情，细致入微地向病人解惑答疑，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尽可能地满足病人的需求。到医院来的病人，大多都是贫苦的农村人，他们经济条件差，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轻易来诊治。外公认准病症，把握好药量，争取用最短时间治愈，减少病人病痛和不必要的开支。
一九九二年，外公从七十七岁的高龄上光荣退休。当时商品经济已经很热，外公家里人想开个药店，让外公开药方在自家药店抓药。外公没有同意，他说儿孙应当考自己谋生，不能靠他发财。回家后，外公依旧坚持免费给人看病、开方、打针。一直到去世前的早上，外公还在口述药方，治病救人。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午，外公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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