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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加速了辽东地区内附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渤海、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凭借内部有效的社会组织，不断吸收汉族文化，迅速发展壮大。
特别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与周边部族及中原朝廷的交往中（战争、归顺、贸易），强化了自身的游牧、渔猎组织，孕育出新的制度和文化，逐渐走向统一，势力延展至中原北部、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甚至统治整个中国。
0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唐代在辽东地区设十个契丹羁縻州，并置松漠都督府进行统辖。武则天时期，契丹利用唐朝与突厥较量之机，不断重聚部族力量，联盟首领权力获得强化。9世纪中后期，契丹已开始吞并邻族，入侵幽、蓟等地。
耶律阿保机积极吸纳汉族人口，契丹部族制更加完善，首领和“机构”的权力进一步增强。10世纪初，契丹通过武力征服奚、室韦、乌古等北部民族，通过迁徙移民的方式进行编户管理。同时，契丹与渤海国展开争夺，进占辽东，围剿渤海。
10世纪中叶，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其疆域东南与高丽为邻。辽朝统治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主要涉及东部女真部族、朝鲜半岛新罗与高丽。
辽朝先期以缴纳贡赋的方式控制女真部族，后期对女真人的剥削越来越重。女真先期分布于白山黑水间，未被纳入辽朝管理体系。约11世纪，完颜乌古乃被封为生女真节度使，生女真部族与辽朝构建起松散的藩属关系。
由此可见，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女真部落与辽朝官方经济交流几乎为单向贡献方式。由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相接区域皆为女真部族活动区，所以民间经济交流应十分频繁。辽东与朝鲜半岛经济交流的另一群体为辽王朝与新罗、高丽。
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初，新罗国势衰微，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辽太祖此时正向东部拓展领土，遂对朝鲜半岛实行防御政策。朝鲜半岛各掌控者主动与辽结好，向其进献马匹、宝剑、锦绮、食盐、皮毛等方物。
辽神册三年，朝鲜半岛泰封国将领王建自立为王，定国号高丽。辽太祖攻陷渤海前与高丽保持友好关系，曾主动遣使赠高丽橐驼、马及毡等物产。渤海国灭亡后，辽朝经营东北与高丽北进政策发生冲突，关系较为紧张。
双方罕有接触，即便有信使相通亦为交涉女真族以及渤海移民归属等问题。统和十一年，辽圣宗派兵攻打高丽。次年，辽朝罢兵，高丽向辽朝称臣献贡。双方贡赐物品除金玉、马匹、绫罗等礼仪物品外，余者多为各自特产。
如高丽进献的粗布五千匹、铜器一千斤、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无定额的人参与纸墨。辽朝回赐羊二百口等。高丽国内织席水平较高，龙须席、藤席等密实而有花纹，为商业贸易的主要物品。所以，高丽进献的土物包含草席、鹰犬等两大主项。
辽朝与高丽基本保持和平交往关系。辽朝为了巩固东部边境，在鸭绿江下游修筑城堡，其控制下的义州成为契丹、女真、高丽的贸易场所。辽朝一度在此设立关市，但仅维系五年。高丽默许使臣赴辽时可行夹带贸易，以及军民私下贸易。高丽地贫，人参、松子、龙须布、藤席与白硾纸成为对外销售的主要物品。
其地少丝蚕，绸缎价格极高，粮食为国内市货的通用媒介，武器军资亦为国内急缺。纺织品、粮食、牲畜、军资皆为其急需物资。高丽一直抵制保州（义州）互市，但至辽朝败于金国，该地都是三方交易的重要场所。
0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女真族源于中国东北古民族肃慎，隋唐时期称为靺鞨。唐代，粟末诸部迁营州后归松漠都督府统辖，外兴安岭至鄂霍次海一带黑水靺鞨归黑水都督府（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管控。粟末部首领大祚荣统领粟末、白山靺鞨以及高句丽移民在长白山东北，牡丹江上游发展起来，并建立渤海国。
黑水靺鞨不再向唐朝贡，成为渤海国主要居民。五代时期，黑水靺鞨逐渐脱离渤海控制，复贡于中原，史料中已有“女直”之称。契丹势力崛起后，其歼灭渤海周边部族时较早征服了女真部落，将其迁出故地进行编户管理。女真族整体南迁至平原地区，开始定居生活。
白山黑水一带的“生女真”按其姓氏分为完颜部、温都部、蒲察部等。农业、手工业、贸易等领域的发展加速了贫富分化，促进了氏族社会的解体，以完颜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开始跨地域吸纳部众。盈歌时期，以完颜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逐渐统一了生女真诸部。
乌雅束任联盟长时，完颜部部落联盟势力范围已南至曷懒路（今朝鲜咸兴以北），北抵苏滨水含国部（黑龙江绥芬河一带）。贸易是女真部落发展的主要动力。朝贡、榷场等贸易活动使女真部众与强国维系稳定的藩属关系，获得发展空间与紧要物资。
女真建国前，常贡于辽朝与高丽，其中马匹为贡物大宗，后增加北珠、皮毛、鹰犬等物。女真部落与辽朝之间的贡献及榷场贸易具有较强的赋役性质。每年，生女真部落须向辽献马、貂皮数以万计。
虽然，辽于宁江州（今松原市伯都纳古城）一带设立的榷场为生女真人换取农具、布匹、牲畜等物资提供了便利，但剥削极重。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麻布等为市“州人抵其值，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活动于高句丽故地，以及图们江、鸭绿江一带的女真部落朝贡于辽，“投化”高丽，常叛服不定。
高丽对朝鲜半岛北部边境地区的女真部众积极争取，通过赏赐和封职使其安于生产，以巩固北拓成果。女真族贡献高丽的物品中以马、兵船、弓、箭、皮毛为大宗。高丽回以金银饰品、绸缎、绵麻制品等物。
《契丹国志》总结道：女真人凭借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鹰、鹞、海东青等物，牛、马、麋鹿、野狗、青鼠特产，从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和高丽人换取急需和短缺物资。
12世纪初，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金朝占领辽东以后，一面继续南进，一面在占领区推行路、府、州、县等行政区划制度。金朝疆域北起贝加尔湖东部的巴尔古津河流域、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一线，东达日本海，西接蒙古、鞑靼各族分布区，东南与高丽相接。
完颜部部落联盟在盈歌时期征服朝鲜半岛咸兴平原上的女真部落后，开始与不断北进的高丽王朝展开争夺。高丽不敌女真兵力，曷懒路一带归属金朝，为婆速府路东南辖区。高丽向金称臣后，辽时清川江以北的半岛西北部的保州、宣州等地被金朝赐予高丽。金朝与高丽的宗藩关系一直维系到金末期。
高丽每年贺正、生辰等大节庆典时遣使赴金朝贡。和平的外交氛围下，官方与民间的公私贸易十分活跃。中原、高丽等商贾多汇于金朝上京府开展贸易活动。金朝活跃的商品货币经济，与朝鲜和平的外交环境，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这些均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的便利条件。
0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金朝末年至蒙古控制辽东地区，多股势力活动于辽东东南部及鸭绿江下游一带，例如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建立大真，后改为东夏）、乞奴等契丹军（建立“辽”）、契丹耶律留哥与蒙古联军。
12世纪，蒙古高原各部互相征伐，不断侵袭金朝边地。13世纪初，铁木真率领“大蒙古国”军队开始攻伐金朝，并迅速占领蓟州、辽西之地。
金崇庆二年（蒙古太祖八年，），耶律留哥带领吉林农安一带的契丹部众臣服蒙古，共同对金朝展开军事行动。木华黎率领蒙古大军进占辽东后，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退守图们江流域的婆速府路，并活动于鸭绿江下游地区，乞奴等契丹军直接进入平壤地区。
窝阔台五年（），蒙古汗国占领辽东，并于各处分地封王，同时置路设官，管控远超金时旧疆的辽阔区域。东夏与高丽接触广泛，高度重视双边贸易。战争时期，女真人口急需粮食等生活物资。朝鲜半岛义州、静州地区的粮价飞涨，每锭银子可兑换四至五石大米。高丽商人多违禁前往边地与女真人进行潜贸，以谋取巨额利润。
东夏希望在其辖境内青丹（即北青，今朝鲜黄海道东南部）与高丽辖境内的定州（今朝鲜平安北道西）设立榷场。
元世祖即位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管理体系颇为复杂，例如有蒙古东道诸王与国家机构辽阳行省的权力制衡，有高丽达鲁花赤与征东行省等机构兴废、政区迁徙的变化。元朝四通八达的驿站体系破除了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传统的交通障碍。
同时，辽阳行省东面东宁路（今朝鲜黄海北道一带）、双城总管府（今朝鲜咸镜北道一带）等辖境深入朝鲜半岛。
无论蒙古国时期与元朝时期辽东地区的管理体系如何变化，行省管控区域与东道诸王封地与朝鲜的贸易活动所受影响较小。所以，元代中朝民间贸易往来渠道更多，交流更为自由。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呈现明显的压迫性，即在武力征伐的基础上设官、驻军、操控王廷事务。
双方贡使往来中，元朝对高丽贡物征索性极强。主要表现有：贡物数量与品类较前代剧增，随行差官亦索无定额。盟约规定：高丽须向蒙古纳贡，前往蒙古过程中必须经过东夏国，高丽也须向东夏交纳贡物。
蒙古太祖，蒙古三十一名使臣前往高丽。次年，扎古等十名蒙古使臣前来，其仅持獭皮，其余绸布皆弃于野。
可见，蒙古贡物数量与贡物品目多由使臣随意所定。蒙古太宗三年，窝阔台征伐高丽期间曾派使臣索要金银、珍珠、水獭皮，数以万计的马匹、衣物，以及高官子女千名。而后，朝鲜向蒙古贡献褥衣万件，黄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马一百七十匹，给蒙古将领撒礼塔黄金及酒器三十余斤、白金及酒食器千余斤、绸布褥衣二千领以及水獭皮等财物。
撒礼塔麾下十四名将领及家属亦获得不菲礼物。马匹、水獭皮、官员子女、工匠绣女等征索甚为频繁，高丽君臣及人民随之发起反抗。蒙古太宗时期，先后三次出兵朝鲜，历时十一年。蒙古定宗二年至蒙古世祖元年，蒙古一直大兵压境，到最后确立宗藩关系，高丽朝贡也逐渐走向规范化。
但贡物数量与质量始终由元朝主导，高丽话语权极低。高丽元宗遭林衍废黜时，忽必烈果断干预后得以复其王位。高丽与元朝的关系更为紧密。高丽使臣固定于正旦、圣节赴元朝拜，贡献方物数量远超于元朝的回赐。
同时，高丽积极支供元朝军资，为“和市”提供种子、农具、刍粮等大批物资。史料记述高丽与元朝的海路经济交流颇多。但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皆在元朝控制之下，陆路人员往来及经贸活动应较为自由和便捷。
朝鲜半岛的义州、静州、定州为边贸核心区域，当地及周边民众，甚至远程而来的商旅，与沈阳、辽阳的契丹人、女真人频繁进行贸易。互市不仅缓解了辽东因战乱而导致的粮食紧缺问题，也使高丽百姓迅速恢复生产与生活。
高丽禁止粮食等民生物品买卖，但因为获利甚重，边境地区潜隐互市现象屡禁不止。
元代，辽东地区中朝经济往来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始终不及发达的中原贸易网络。作为蒙古贵族监镇的重点地区，辽东大量纳税人口、匠人、物产资源多控制在诸王手中。
朝廷辖境内的民族、阶级压迫亦十分严重，乡民疾苦，商品经济比较落后。元末，东道诸王多陷帝位争夺的旋涡，辽东地区战争频发、天灾不断，社会生产无法有序进行。随着红巾军起义的爆发，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再次陷入战火，区域社会秩序将再度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