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陈敬著有《陈氏香谱》一书，其中”凝合诸香“部分，按时间顺序记录了宋及以前流传下来的合香香方，汉建宁宫中香位居首位，从名字推测，应该是东汉灵帝刘宏所在的建宁年间，皇宫中所焚的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合香。但古籍记载的未必就是真实，他人托名、后世杜撰之类的事在历史上频有发生，因此对于这个“最早合香”的说法，我们仍然存有一点疑问。今天就来浅说一下，关于汉建宁宫中香的真假之疑。

熏香辟疫说

公元年，汉桓帝刘志驾崩，由于无子嗣可承袭皇位，由皇后窦妙与其父窦武推举了当时任解渎亭侯的宗室子弟刘宏为新帝。公元年正月，刘宏即位，改年号为“建宁”，此后沿用5年，至公元年改为“熹平”。按照古籍中所记载的香方名字看来，汉建宁宫中香正是这段时间宫内所制所用。《陈氏香谱》汉建宁宫中香：黄熟香四斤、白附子二斤、丁香皮五两、藿香叶四两、零陵香四两、檀香四两、白芷四两、茅香二斤、茴香二斤、甘松半斤、乳香一两、生结香四两、枣子半斤，一方入苏合油一钱，右为细末，炼蜜和匀，窨月余，作丸或饼爇之。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暗流汹涌，伴随战乱四起的，还有难以抵挡的天灾人祸。《后汉书·孝灵帝纪》中记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自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年，一共发生了5次瘟疫。书中虽未明确记载死亡人数，但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古代，没有疫苗、抗生素、特效药，群众免疫能力也不能与现代想比，其情况之惨烈自是不言而喻。结合这样的时代背景，或许可以认为，汉建宁宫中香是专门研制出来，以作辟疫之用的熏香。香方中的白芷、藿香、零陵香等香药都有着杀菌防疫、祛邪辟瘟的作用，再辅以可宁神静气的沉香，以及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乳香、苏合，同时兼顾香气与药性。另一方面，两汉时期熏香一般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尤其是进口的异域香料，哪怕是到富庶的唐宋，合香方中香料的用量也多是以“两”为单位。汉建宁宫中香却动辄用“斤”，一次制作下来能出十多斤的香，如此巨大的用量，用在瘟疫爆发的建宁年间，也能说得通。

后人托名说

虽然有时疫作为背景，但这道香方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首当其冲的是合香之法。在汉代及以前，熏香都是沿用先秦的草木燃法，即通过直接点燃香料进行熏香，创造自汉代的博山炉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汉刘向有《博山炉铭》曰：“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将燃烧的香草投入炉中，等待烟气从形如山峦的炉盖上飘摇而出，隐隐若现，如海中仙境。而且最初的博山炉底下是有承盘的，焚香时要在盘中注入热水，模拟四海回环之状，蒸腾的水汽除了视觉效果更神秘一点，还能润泽香气，减少燃烧时产生的熏燎之感。我们可以理解为，熏香所产生的烟气是博山炉的灵魂，如果采用香方中所描述的炼蜜做丸、饼，通过隔火炭熏，如此烟气稀少微弱，也就难见“双烟一气凌紫霞”的飘渺仙风。｜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彩绘陶制熏香炉，炉内装有高良姜、茅香、藁本、辛夷等香草，另一个炉盘内盛满燃烧后残存的茅香炭状根茎第二个问题是香料的选择。沉香刚传入国内时，人们并没有明确系统的对它进行品级划分，生结、熟结之类的概念，是直到两宋时期才开始被世人所普遍使用，所以我们在看唐代香方，诸如唐开元宫中香、杨贵妃帷中衙香、唐化度寺衙香，以及南唐后主李煜所制的香方时，都会发现里面并没有区分等级，而是统一以“沉香”为名。汉代的香方中出现宋代的命名规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此外，汉建宁宫中香中所用的甘松、零陵、藿香之类，也是受宋时文人风气的影响，才开始成为合香中的主流香料。不过介于上文中提到的瘟疫背景，作熏香之用的香料必然与平时只追求香气的配方有所区别，所以这一点两种说法都存在合理性。第三点则是时间问题。我们知道焚香源自上古时期的燃木祭天，直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打开，域外香料流入中国，传统合香才开始萌芽生发。如果两汉时期已经有了如此繁复到香料多至十余种的配方，还要炼蜜，要作丸子，要隔火熏，与唐宋香方做法无异，那只能说明在东汉已经形成了完善系统的合香之法。但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又如何解释自唐代开始从未断层的香方记录，却在汉建宁至唐开元的五百多年时间里，没有一道香方流传下来呢？（另有东汉末年荀彧相关的“荀令十里香”，其疑问与汉建宁宫中香相同。）两千年时光流转，汉宫中所焚之香早已飘散无踪，是大汉遗风亦或宋人杜撰，已未可知。只留下真假疑云，留待后人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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